抉择时刻

　　没人知道萨达姆把拥有的生化武器储备用做何处，尤其是他把核查小组驱逐出本国之后。不过只要重新审视一下已知信息，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都能得出一个相同结论：萨达姆的军火库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有能力生产更多。

　　一份情报简报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总结：“1998年核查结束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继续试制化学武器，鼓励发展导弹计划，增加对生物武器的投入。同时，他已开始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尝试。”

　　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萨达姆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麻烦。

　　“9·11”事件之后，透过满目疮痍的景象，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的，仅仅是19个手拿裁纸刀的狂热分子造成的破坏———如果一个敌对政权的独裁者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都有新的威胁迹象流入白宫，其中包括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可能威胁———这种令人震惊的猜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信任一个独裁者对铁证的否认，无视他对全世界的藐视言辞，风险实在太高了。“9·11”事件带来的教训是，若我们束手等待危险彻底到来，它肯定来得很快。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们要勇敢面对来自伊拉克的种种威胁。

　　我首先选择使用外交手段。不幸的是，我们与伊拉克的外交历史让人沮丧。20世纪80年代，我们和巴格达保持了双边关系；90年代，我们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支持。尽管我们彼此做出了约定，萨达姆还是变得更加好战。

　　要是在外交领域获得了成功，我们需要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途径。我们认为，萨达姆的缺点是对权力的迷恋，为了保住权力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如果我们让他明白，我们想要推翻其政权的尝试是极其严肃的，他可能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再威胁邻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尊重其人民的权利。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但是考虑到有这种选择，我们觉得也是值得尝试的。这种方法叫做强制外交。

　　对伊强制外交分为两方面：第一是形成一个同盟，共同表明，萨达姆对其国际义务的公然违抗不可接受。第二是拟定可靠的军事计划，一旦他拒绝屈服就用得上了。这两步在开始阶段会同时进行；随着军事计划逐渐成形和完善，两部分将逐渐靠拢，在二者都达到顶点之时恰好合二为一。那时就是决策之时———不过，是萨达姆的决策之时。

　　3.战前准备

　　2002年秋季开始，在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深度规划。我们最担心的是饥荒和难民问题。60%的伊拉克人依赖政府的食物供给生活。据估算，大约200万伊拉克人将不得不在战争期间背井离乡。

　　1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埃利奥特·埃布拉姆斯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介绍。我们计划准备出食物、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救灾物资。我们也制作了可以收容难民地区的地图。我们部署了经验丰富的人道主义救援专家随军进入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