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10月31日，法院对留学生机场弑母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男子汪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30日下午，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天野在沟通之后，情不自禁地跪倒在父母面前，泪流满面，“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爸爸妈妈表达深深的歉意和深切的忏悔，希望你们原谅我。”（10月31日《广州日报 》）

　　“孝亲敬老”是个基础而又永恒的伦理命题，也正基于此，任何对这一底线的僭越，都免不了饱受道德层面的责难，这一点，从“留学生机场弑母”以及“公务员打骂父母”曝光后那错愕、愤怒的舆论表情即可看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诸如此极端个例的呈现，亦从侧面影射出当下家庭亲子关系的疏离乃至恶化。

　　“弑母案”也好，“打骂父母”也罢，它们终究是以个案的形式见诸社会，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弑母案”判决的尘埃落定以及廖天野声泪俱下的悔过致歉，个案终将收场。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人的激昂指点，并不能弥合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亲子裂痕，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社会终究有一个值得反思的理由。

　　在“弑母案”曝光后，弑母者汪某的亲属曾一度渲染“好人论”。在“公务员打骂父母”中，我们亦看到了一个硕士毕业、并曾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形象。汪某抑或廖天野并非大凶大恶之人，他们与其父母间亦无极端仇恨，恶的生发，只是隔阂、矛盾积淀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因而，可以说，于个体而言，孝悌之义的日渐式微乃至走向反向极端，并非摧枯拉朽之势，而是随时间流逝日渐撕开亲子裂痕。如果说，汪某和廖天野所导演的是一种“极端的恶”，那么，交流的搁浅、隔阂的积淀可以说是激发矛盾、酿造伦理悲剧的“恶的种子”，而之于整个社会，“恶的种子”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有时它是一句责难，有时它是一次争吵，有时它只是一次未兑现的电话或回家。

　　在一个孝义式微的时代，伦理和价值的重塑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于大众而言，没有理由不去从自己身上寻找他们的影子，须知，任何“极端的恶”，都是细节沉淀的最终结果。               □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