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著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明妮和我，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几个不同的地方了。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需要，我也会去帮把手。

　　12月7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明妮和我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300多伤兵躺在火车站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受的大多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臂断腿。

　　候车室让人觉得象一个临时太平间，只是不断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就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们，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明妮和我，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呆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了，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路上了。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尿湿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明妮和我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

　　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手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你尽快好起来的。”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