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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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涌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

　　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

　　“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伤兵的，”我说。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看到这个安全区，会影响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的士气。

　　不管拉贝怎么吵，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中校就是不听———可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

　　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计一切代价，包括牺牲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

　　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星期三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

　　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工的，也来参加会了。她是个中年女人，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

　　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