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体会到，内政外交是一个整体。在对内拧紧阶级斗争的弦的同时，对外也常常会强调斗争。对外同仇敌忾、不惜一战的气氛，有利于、有便于在国内拧紧阶级斗争的弦。对内拧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也有助于对外展示我们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我们自古就有“多难兴邦”的说法。有“亚圣”孟夫子教导我们：“……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许多政治家岂止是不怕，而且还善于因势利导制造相对紧张的局势。许多政治家怕的是百姓耽于安乐，个个护着坛坛罐罐，尤其是官员干部，歌舞升平，声色犬马，内无死谏诤言，外无哪怕是假想敌，“国恒亡”。人要有一定的紧张度才能出成绩破纪录，国、党也要有一定的紧张度。“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陈元帅的名句。前两句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悲壮英勇，催人泪下。

　　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我们的紧张性与战斗性欲停不停，欲止难止。当时的说法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说我们这棵树木想安静下来，但是国内外反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邪风它不肯休止，除了奉陪到底，一直斗下去，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后来的说法就更加到位，叫做“极而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会变的，帝国主义是不会变的，修正主义也是不会变的。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后还是这样。说是苏共要求停止争论，好的，原来准备争一万年，现在减少一百年的争论，改为争九千九百年了。

　　中苏究竟是怎么回事？巨大的政治战略，未必拘泥于细节，用不着讨论某一次会议某一次不快某一个说法的程序上或常理上的是非曲直。也不必牵强附会到毛泽东不喜欢欧式建筑的尖顶或者其他的中苏关系的恩恩怨怨———例如，是不是第三国际压了毛泽东而支持了王明。对此的说法并不一致。

　　我还要说，上个世纪的60年代，我曾经为中苏关系的恶化而痛心疾首，而恐惧困惑。

　　我至今不能忘怀50年代时中苏蜜月的种种美景，不会忘记“中苏友好是千秋万代的事业”的庄严宣告。我不但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铁流》、《士敏土》而激动，我也为《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为《喀秋莎》，为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与《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而沸腾。

　　青少年时期撒下的中苏友好的种子，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很难说毁就毁，说除就除。说实话，与前苏联决裂，与苏联为敌，是对我的大手术，是生生挖掉我的青年时代心中最美丽最崇高最刻骨铭心的一部分灵魂。

　　我至今为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而庆幸。2004年我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2007年，我出访俄国，参加俄罗斯的中国语文年的一项活动———莫斯科书展，同时有我的小说选、散文集（与冯骥才合集）和对我的作品的评论集俄语版在书展上发行。俄方与我方的高级领导人员，都称我为“俄罗斯人民的老朋友”，就像中国人称呼斯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