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

　　近日，辽宁抚顺一家企业员工李先生称其上了一个月班，工资只有0.36元。李先生还表示，因为“单位替他缴纳了保险”，他还得欠单位2.64元。李先生所在单位厂长称，工资问题还要再研究研究。而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可申请劳动监察介入。（据《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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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仅拿不到工资，还得给单位写欠条，“负工资”的荒诞之处，根本经不起现实与法律的追问。一者，各地目前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当地900元的标准虽然不高，但与负数相比，依然有云泥之别，强制性的最低工资底线何以出现如此大的伸缩空间？二者，劳动监察部门本是《劳动法》的捍卫者，为劳动者权利保驾护航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何以在问题浮出水面，真相昭然若揭的情形下，还表态暧昧含糊、不肯主动出击？

　　记者采访时，抚顺劳动监察部门竟表示“工人需要的话，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供书面材料申请”。言下之意是，工人不举报并提供申请，那他们压根不会去管。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惰性还并非最可怕的，最糟糕的情形是：他们因利益交换和某些压榨工人的用工方沆瀣一气，或为地方GDP政绩不愿与企业翻脸。一旦劳动监察部门与用工方达成默契，以“无劳动者举报无法查处”为幌子，对违反者包庇纵容，劳动者就当真申诉无门了。

　　当我们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满期待时，“负工资”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缩小收入差距，为弱势群体托底。这种托底不能指望老板的仁慈，而更需要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作为。监管长期懈怠，逐利的资本自然有恃无恐，当纸上的政策法规不能走进现实，劳动者维权大抵也就只能“画饼充饥”。  □段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