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四月天

　　一个人的命运，看似受了多个突然插进生活的人的引领或影响，于是浮浮沉沉。其实，引领或影响自己命运走向的，是自己的心。你有怎样的心肠，便会遇见和你有同样心肠的人，恰好那人又可提携你，命运就出现了转折。譬如胡兰成，若他不是那般急功近利，生活再艰难都不去行有违正道的投机事，怎会和汪精卫扯上关系？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被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的主笔。《南华日报》亦为汪精卫派系的舆论阵地。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到了香港后，很大方地把胡兰成的月薪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另外还有不菲的机密费。

　　胡兰成有生以来何时曾这样阔绰过？他应是认为汪氏于他有知遇之恩吧。从此，他彻底投靠汪精卫。也是借着《南华日报》，他写了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造势，自己也赢得声名鹊起。好名声，歹名声，在他看来并无大区别，他要的仅是名声，在时人眼中有一席举足轻重之地。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胡兰成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后又接手《国民新闻》，也算得是风光一时。

　　可惜，他究竟只是一个地道的文人，感性而没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缺少精明。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精卫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张扬的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不久，胡兰成因发表在《国民新闻》上的一篇社论，开罪了汪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后来，虽又被调任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但也接近于免职。

　　也就是在几近赋闲的状态下，胡兰成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日本大使馆每周六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

　　“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胡兰成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入狱了。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想当初一个化身伯乐，一个俨然千里马，这会儿，翻脸如翻书，成也汪精卫，毁也汪精卫。这是1943年12月7日。

　　再回头来说同年的10月，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代表人物苏青，寄了一本自己编辑的《天地》杂志给胡兰成。在这本杂志上，胡兰成看到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才看一两节，躺在藤椅上晒太阳读书的胡兰成，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封锁》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连连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