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巴金时，我们在想什么？

　　11月25日是巴金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如同鲁迅希望人们忘记他，巴金也想被人遗忘，他把骨灰撒入大海便是例证。然而，去世9年之后，巴金依然在被反复言说。    

　　人们在巴金作品研讨会上，讨论他的文学成就，也从摄影展的一张张老照片里，品读这位头发花白的世纪老人爽朗而开心的笑容。在巴金的家乡四川，小学生用向日葵摆出“巴金”的字样，并立下“说真话，做好人”的誓言；而在巴金长期生活的上海，青年作家们朗诵着巴金的文章，纪念这位“五四之子”的文学成就。

　　当然，巴金被谈论最多的，依然是他晚年执着地对“讲真话”的呼吁，这简单的三个字至今依然有着非常强的感召力。

　　书名：《随想录》

　　作者：巴金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名：《巴金选集》

　　作者：马金

　　出版：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忏悔与反思，巴金履行了一位作家的使命

　　“文革”后的巴金重新找回了自我，在《随想录》写作之初，他就坚决表示：不写遵命文学。

　　1978年底,已经75岁高龄的巴金开始动笔。“发现中国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他决定用《随想录》这个名字发一组文章，他看到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说。《随想录》的第一篇文章《谈〈望乡〉》写于1978年12月1日,半个月之后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5月,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法国,这是巴金时隔半个世纪后再次来到巴黎。巴金将法国大作家卢梭视为自己的老师,后者的《忏悔录》对他影响深远。

　　回国后,巴金继续着《随想录》的写作,评论界也经常将他的文章与《忏悔录》相提并论。晚年巴金延续着从“法国老师”那里继承来的反思精神,一写八年,前后共计四十多万字,巴金的思考越来越深。他呼吁讲真话:“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地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事。”

　　在《随想录》(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版)的品读会上,陈思和说,阅读《随想录》一定不能只看它纸面上的东西,一定要了解当年的情况。“巴老是一个跟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人。所有的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统统被斗,被打倒,被抄家,被侮辱。‘文革’后这批作家恢复名誉了,平反了,又搬到自己家里去了,就知难而退了。这样的作家是占多数的,可以说当时唯独真正履行自己作家使命的就是巴金。”

　　社会依然需要讲真话,《随想录》并不过时

　　晚年的巴金受困于帕金森的折磨,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一次陈思和去看望巴金，巴金告诉他手不会动了，“我写东西，钢笔架到右手上，手放在纸上却动不了，急着要用左手去推右手。”    

　　陈思和在多个场合推荐巴金用手“推出来”的《随想录》，后来他还在研究生课程上讲《随想录》文本细读，整整“读”了一年。他告诉学生，读《随想录》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读不出味道。“你如果光从字面上看，他可能写得非常单纯。可是如果你了解里面有很多故事，你就会读出这本书是一部百科全书。”

　　陈思和不赞成现在一提《随想录》就觉得是反思“文革”，控诉“文革”，“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是对上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复杂的时代，他做的一个伟大的记录。”（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