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亟待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捐献的方式和途径，保障捐献者以及受者的权利和义务。 （请图片作者联系本报领取稿酬）
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届时，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惟一渠道。记者24日从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我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两年来，仅有9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器官来源十分缺乏，如何“开源”成为重要课题。
□本报记者 赵彦双
器官自愿捐献遇冷
人体器官移植指的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移植。目前，我省仅有省人民医院和省农垦总局医院有条件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后，器官来源成了一大问题。
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苗博说，上世纪90年代，省医院曾利用死囚器官做过我省第一例肾移植手术，2007年后，省医院考虑法律程序复杂等原因，没有再做死囚器官移植手术。2011年医院取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试点医院资格，2014年初获得资质，期间共为21名患者实施了心脏死亡器官移植手术，其中19例为肾移植手术。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康新立称，我省肾源太少，没有肾脏来源，尿毒素患者只能做血液透析，省医院血液净化中心47台机器现在连轴转，按一台机器一天透析3个患者计算，一天透析的患者就达141个。
器官来源如此匮乏，患者需求量又大，如何寻找器官来源？省人民医院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人体器官捐献小组成员陈劲松介绍，省医院有4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器官捐献工作，他们深入各个科室了解病人情况，与达到捐献状态的病人及家属沟通，开展器官捐献前期及善后工作。与全省各市县医院建立联系，对有意愿捐献的病人及家属进行对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根据病人病情轻重程度和属地优先原则，对登记在册的各省市人体器官进行分配，确保分配公平。
观念影响供体来源
尽管如此，人体器官来源仍然存在巨大缺口。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苗博说，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为0.6/100万人。按我省人口万分之一的概率计算，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就有700至800人。而记者从省红十字会得到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登记在册的仅有52人。
省红十字会募捐赈济处副处长李金跃表示，器官供体来源不足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和卖器官的误解所致。他说，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政策，认为捐献器官是卖器官，有利可图，漫天要价的也不例外。此外，公民生前同意捐献器官的，死后如果直系亲属不同意，也不能捐献器官。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
破题需要顶层设计
器官供体紧张，患者翘首以盼，如何提升民众器官捐献热情，以填补供应缺口，已然成为重要课题。
李金跃表示，我国应当尽快进行顶层设计，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器官捐献的方式和途径，保障捐献者以及受者的权利和义务。当下应及早将条例升格为法律，制定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器官捐献联动机制中的定位与责任。
法律专业毕业的苗博建议将殡葬改革与器官捐献相结合，将意外事故处理如车祸与器官捐献相结合，扩大器官捐献的来源。
李金跃称，省红十字会几次通过法制办做工作，争取进入立法层面，有法律的支撑，器官捐献工作才有法可依。另外，政策层面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奖励、福利政策等等。目前大部分器官捐献者家庭困难，政府应尽快制定贫困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办法，设立基金救助金，在对困难家庭补助的同时，在医疗费、丧葬费上进行减免，在税收、就业方面给予帮助，解决捐献者家属的后顾之忧。
省人民医院胆胰外科主任医师陈劲松认为，如果能在法律上确认脑死亡，更多病人会受益。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0条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此条中“死亡”的含义不包括“脑死亡”。脑死亡和植物人状态不一样，脑死亡患者只是在呼吸机的帮助下，维持着看似活着的状态。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我国器官供体来源程序也在受干扰。30年过去了，我国认定“死亡”的依据依然是心脏停跳、呼吸停止，这类法律的空白阻碍着一部分器官捐献，造成器官源的浪费。
记者了解到，除了法律和政策层面缺失，对器官捐献者的人文关怀也略显不足。器官捐献奉行的是自愿、无偿原则，体现了人道、奉献、博爱的崇高精神，一个器官捐献者可以捐一个肝、两个肾，至少能救三条人命，对这些人表达敬意，既彰显了社会温情和人间大爱，对捐献者及家属来说也是一种慰藉和荣誉。天津、山东、深圳等多个省市都建有专门的器官(遗体)捐献纪念园和纪念碑供人祭奠，园内存放捐献者骨灰，题刻捐献者的心灵独白，以昭示后人。而我省还没有器官捐献者陵园，器官捐献者的身后事都是由器官捐献协调员配合家属开展，包括遗容遗貌的恢复、化妆，到殡仪馆火化、开展追悼仪式、骨灰存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