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著

　　13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就这份《防守计划》而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

　　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士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

　　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

　　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弄个大元帅的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

　　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日刊社，第388页。）可悲矣，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