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是一本献给对上世纪60年代音乐感兴趣的乐迷的最好礼物，也是研究前苏联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有力参考。本书的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爵士，是英国最具声望的纪录片制片人之一。他在1962年拍摄了披头士的第一部影片，他的影片曾获多项国际大奖，包括美国的艾美奖等。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披头士在前苏联的遭遇，引导我们进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披头士精神世界。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的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苏联青年戈利亚·瓦辛被一名警察拦住，原因是他留着一头“另类”的长发。

    “你不是苏联人！”不容瓦辛辩解，警察便伸手扯住他的头发，拖着他穿过站台。周围的人群发出哄笑，瓦辛痛得大喊大叫，生怕自己就此被送进拘留所。

    作为“披头士”的粉丝，瓦辛的长发既是对偶像的模仿与致敬，也是受其影响而“离经叛道”的表现。然而，追逐这支英国摇滚乐队的代价是沉重的。他多次被捕，进而被控“破坏社会秩序”……总之，自从爱上披头士，他“经历了生命中的所有冒险”。

    瓦辛认为，披头士在苏联一度成了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尺，“在我和很多同龄人看来，如果有人说披头士的坏话，我们就认定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即便是老师，甚至是父母，也会被我们视为傻瓜。”

    音乐关乎“正义”，更关乎政治——在东西方展开全面对抗的年代，这绝不是个别人的一厢情愿。伍德海德在《回到苏联》中强调，相对英美等国的年轻一代，由于社会环境更加封闭，“披头士对当时的苏联年轻人显然意味着更多”。

    俄罗斯作家和乐评人阿尔特米·特洛伊斯基，用更直接的话语评价披头士

    的“政治效应”：“当年，西方世界不惜花费数百万美元成立各种机构，意图使苏联政权垮台，但我确信，这些愚蠢的冷战机构引发的冲击，比区区一支披头士乐队造成的小得多。”

    根据伍德海德的调查，这一看似夸张的评价在苏联得到广泛认同。“‘披头士狂热’掏空了苏联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历史学院研究员米哈伊尔·萨尔诺夫直言。

    披头士乐队是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发迹的。上世纪50年代，高中生约翰·列侬买了把吉他，拉起一支名叫“采石工人”的乐队，并邀请小他两岁的保罗·麦卡特尼做搭档。不久，麦卡特尼的好友乔治·哈里森也加入进来，成为第三名吉他手。1960年，乐队才正式更名“披头士”（亦作“甲壳虫”）。又过了两年，林戈·斯塔尔当上了鼓手。

    至于披头士的声音如何传入苏联，乐评家和史学家至今未有定论，目前可知的，是1964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驻伦敦记者鲍里斯·古尔诺夫撰写的、以约翰·列侬和他的乐队为主题的一篇文章。此时，披头士乐队的磁带已在不少年轻人中私下流传。

    铁桶内出现一丝亮光，就会促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去了解外部世界。在“披头士”们看似离经叛道的“乖张举动”下，是不羁的热

    情和对变革的向往。他们发现，西方世界并非“摇摇欲坠”，那里的年轻人不是只知道吃喝享乐。相反，他们有激情，也有正义感——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随着时间推移，苏联年轻人的叛逆情绪日渐增长。

    就这样，“披头士style”牢牢抓住了苏联年轻一代的心，改造着他们的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

    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们意识到，披头士的“煽动性”不可小觑。因此，除了对前者的歌曲加以查禁，当局还开动宣传机器，试图贬低这支乐队的形象。苏联政府的另一手策略是主动引入迪斯科音乐，以此转移年轻人对披头士乐队的兴趣。对此，伍德海德评价道，“死板僵硬的迪斯科音乐把人们限制在舞池中，不像摇滚乐，一场音乐会可以吸引数以万计的爱好者走上街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局对摇滚乐的控制才渐趋放松。

    1991年9月28日，一场规模空前的摇滚音乐会在莫斯科拉开帷幕。历经多年压抑，50万年轻人整日欢歌热舞，让内心的情感猛烈释放。彼时，距苏联解体只有3个月而已。回首往昔，促使苏联崩溃的因素非常复杂，但以披头士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无疑是推手之一。　　　　（张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