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5年10月10日正式建院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已经走过九十个年头。故宫博物馆荟萃大量国宝文物，自然招致不少盗贼的惦记。90年间盗宝案层出不穷，有奇案冤案，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贼作案。

    ■轰动一时的冤案：易培基案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1928年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而后他命运多舛，最终积郁而终，客死上海，这源于一起所谓的“故宫盗宝案”。

    易培基自1928年6月14日接管故宫博物院以来，筚路褴褛，为筹措故宫修缮经费，决定将宫中积存的金砂、绸缎、茶叶等与历史文物无关的清宫遗物作价处理，1929年经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执行。处理过程监察周密，临卖前还公开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

    次处理物品半月后，他被控擅自处分故宫物品，盗卖文物。

    举报人是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她控告易培基和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易培基的女婿）“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后又指易曾将一批藏宝私自赠予张学良。

    易培基对控诉表示不服，反诉崔振华诬告，诉文刊载在1933年10月18日的《申报》上。然而，由于汪精卫为张继等人撑腰，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易培基，他被迫避居上海法

    租界。最高法院曾重金雇用画家审查宫中书画古物，凡认为不是真品或名实不符的，便指为易培基所盗换。1937年，易培基郁郁而终，至死蒙冤。

    时过境迁，如今这已经被公认为是一桩冤案。崔振华为什么要诬告易培基？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她一直为丈夫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和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而无法掌控故宫博物院而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后，易培基的友人吴瀛曾向中央政府反映过此案，要求平反昭雪。

    ■真正的内贼：保安王旭案

    除了著名的易培基案，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记载了一条发生在1936年6月18日的故宫盗窃案。失窃的是在故宫乾清宫正殿屏风后间的71件宝物，有大小白如意12柄，珊瑚如意一柄等，其中价值最高的当属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

    这幅画是赵孟頫鞍马人物画作中的代表作，画面大意是在江

    南的初秋，一个放牧人赶着一群马到岸边饮水的情景，整个画面树木清秀，河水平缓无波，马的造型生动，呈现出一派优美的自然景观，画上还有成亲王和王文治的题款，是堪称国宝级的藏品。

    被盗物品失窃的地点是乾清宫御座屏风两端的铁栅栏内，该处封锁严密，是游客所不能出入的区域。据查，原来是故宫博物

    院的“内贼”所为，已经辞职的保安王旭，伙同看守小工赵伯岩及其父亲赵盛甫盗取了这些文物。他们商议道，“因时局关系恐其守护队差事不能常久，伊二人商议偷窃故宫古物变卖，得财以免将来无事时受窘。”后来办案人员从变卖赃物的地点顺藤摸瓜抓到王旭。最后值得庆幸的是，珍贵的《秋郊饮马图》和部分被盗物品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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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啼笑皆非的﹃毛贼﹄们

    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发生了六次盗宝案。其中不乏临时起意者和初次作案者，作案动机和手段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名作案者是被称为“菜鸟盗贼”的武庆辉。这起盗宝案发生在1959年8月16日，被盗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养性殿“故编字1号”里的8页金册和5柄玉雕花，都价值不菲。时年仅20岁的武庆辉来自农村，因不甘生活拮据起了盗宝的歹意，这也是他初次犯案，最后是在潜逃的火车上被抓获。

    第二名作案者是“江洋大盗”孙国范。孙国范是河南舞阳县人，流窜惯犯，为人奸猾无比，却栽在了故宫的声控警报器上。1962年4月16日夜，他先藏在养性馆大门外厕所的阴暗夹缝里，待天黑无人后钻进养性殿，偷盗了40多斤珍宝，触发了警报器，在翻墙头出宫的时候被闻讯而来的警察逮个正着。

    第三名盗贼是陈银华。25岁的陈银华曾有过盗窃案底，他决定在故宫干一票后潜逃到香港开始新生活。1980年2月1日，他躲在东南的厕所房顶上等待作案时机，偷窃时为了避免留下指纹还戴上了手套，岂知在他撬开养性殿的窗户时已经触动了警报器。

    第四名作案者是韩吉林。1987年6月24日，梦想发财的他在电影里面看到故宫琳琅满目的展品，便打起了故宫的主意。他居然用养性殿门外的一块倚门石砸破养性殿的玻璃门而入。他虽然弄断了报警器的连接线，却不知故宫此时的报警系统已经升级，设有红外线、微波、超声波系统。韩吉林后被判处死刑。

    第五名盗贼是临时起意的向德强。他在韩吉林被抓不到半个月后粉墨登场。向德强是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生活服务公司的一名工人，作案时年仅21岁。有趣的是，向德强是在与女友私奔的途中起了贼心。      (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