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正是学院中的文学史训练与理论积累，使张莉的女性文学批评具有了特殊的、新异的问题意识。一方面，她尊重自身作为女性研究者的性别前提与主体感受，对女性主义理论抱有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她又拒绝划地自限，拒绝孤立地、机械地使用性别视角分析问题，而是将女性文学研究理解为“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及妇女史的交叉研究” ，而不仅仅是对性别理论的皈依与政治正确的表态。

    读《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我想到张莉的第一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显示了张莉作为新一代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反省意识，与在方法论上走出新路的高度自觉，它带给张莉的既是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拓荒性收获，更赋予了她弥足珍贵的深沉的历史感，以及将具体文学现象与文化生活统筹考察的宏阔视野与理论格局，这在她日后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发挥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姐妹镜像》中，张莉进一步发挥了她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的历史感与问题意识。虽然这是一本以当代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带有浓厚作家论色彩的著作，但她摆脱了一般作家论偏重传记批评与文本分析的单一手段，着重从“历史脉络”与“现实背景”对诸多中生代及新生代女作家进行论述。她对1990-201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有着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并尽量将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进行观察。

    她承认，1990年代女性写作中出现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是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向内转”阶段，但这种“幽闭、封闭和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显然也带来了严重的局限性。她注意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出现了“向外转”的明显变化：“将自己视作体验人间疾苦的蚂蚁而不是俯瞰世界的老鹰，充分表明了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已然躲避了被广为诟病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意味着新世纪女性写作不再只是有关女性知识分子生活的写作，不再是精英写作，她们摒弃了个人化写作常有的叙述的尖厉、独白、呓语，她们开始把‘我’放进了社会现实中。”    

    张莉曾将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变化概括为“完成了从‘闺房’到‘旷野’、从‘个人’到‘万物’的转变”。在我看来，这同样可以用于形容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趋势。张莉在历史与社会的双重坐标系中对中国女性文学的重新解读，与戴锦华、杨联芬、贺桂梅等共同促成了一种更加开阔、更有现实感的新型女性文学研究/批评的出现。女性文学批评回到土地，重新获得了批判的力量。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