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嘉定某网络公司经营一个网店管理数据平台，该公司员工李某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筛选，利用职务之便从海量信息中剥离出数千条有价值公民信息，轻松月入万元。日前，嘉定警方破获一起非法出售公民信息案。目前，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1月11日《新闻晨报》）

    信息贩子李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公开贩卖获取暴利，令人震惊。特别是，这起案件涉及数千条有价值的个人信息，表明已造成数千人个人隐私泄露，有的甚至已被非法利用。可以预料，如果该信息贩子未能被警方及时抓获，将会有更多的人深受其害。因此，李某因贩卖公民信息被刑拘，具有样本意义。

    然而，这起非法获取、贩卖公民信息案的发生，再次拷问个人信息安全。在我国，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而其他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又过于繁杂和笼统，且只限于规范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行为，震慑、打击力度不大，造成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现象泛滥成灾。比如，孩子刚出生，就有人打电话推荐奶粉、尿不湿、百日照、胎毛笔等；购的新房尚未交付，就有人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装潢；刚买了一辆新车，就有人打电话推销各类保险；亲人故世，尸骨未寒，就有人打电话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这些，都是个人信息外泄造成的。

    相较之下，有些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措施比较完善。比如，美国保护隐私权的法案，早在1974年就已通过生效，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就源于美国。之后，又有《财务隐私权法》、《联邦电子通信隐私权法》、《家庭教育权利及隐私法》、《计算机对比和隐私权保护法》等不断补充进来，美国各州还制定了一些保护本州公民隐私的细化法律。

    因此，在吸取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国应加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公民信息上一道“保险栓”。再者，应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定。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对采集主体设定门槛，规定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记程序等。同时，实行群防群治，完善举报机制，强化惩戒措施，提高违法成本。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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