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海燕

    在阅读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时，读者都可能首先会询问他的创作动机，有些作家参透了读者的心理，会在作品的适当地方给读者提供或隐或显的答案，有些作家则缄默不语，任凭读者去猜谜语。当然，依据形式主义文论，作家给读者的答案是靠不住的，任何针对文本的问题只能在文本自身解决，所有来自文本之外的解释都是虚妄的。

    不过，事情也不能绝对化，文化批评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理路，文本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现实是一种互动和互文关系，我们无法把文本和世界隔离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完全不理睬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权。

    张浩文是一个比较体谅读者的作家，他每出版一部作品，都会在前言或者后记里对自己的写作动机做一交代，在新近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长在床上的植物》中，他同样如此。

    在《就划亮一根火柴吧》的代跋中，他对这个利欲喧嚣的时代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然后对自己的写作做了一个悲观的表白，“尽管我明白我的努力对一个时代来说几乎是徒劳的，可起码对我自己，我觉得非常重要，它在我与这个时代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让我在虚幻的世界里有了可以对话的灵魂。就像深夜里走在一条坎坷的山道上，周围是浓重得推也推不开的黑暗，我就划亮一根火柴吧，虽然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光明，可起码能给我自己照亮脚下的路。”

    这个“借光自照”的比喻很低调，符合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可这样的宣示不能全信，跋文情绪化的表达背后显然另有深意。其实作家这个比喻本身就大有深意，它以象征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追索的路标。由借光自照我们可以自然地想到一个词：镜像。从这个词出发，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剖析张浩文的写作意图。

    在《长在床上的植物》这本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浩文精湛的“造镜”能力。《潜伏》在诗意的描绘中掩藏着不露声色的杀机，修辞和质地之间具有强烈的张力，让人不由得想起蒲宁的小说《静静地呼吸》；《裁员》整体上是一个象征，其中那个任意操纵他人命运的权威之物就在我们身边，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却也无法摆脱，很有卡夫卡《审判》的味道：《关于一座城市的兽话》把反讽和狂欢发挥到了极致，《白玉灯》对元小说的叙述方式驾轻就熟……可贵的是张浩文对现代小说技巧的运用绝不滞涩，随物赋形，得心应手，不像一些先锋小说家那样匠意浓厚，让人总觉得有照猫画虎的嫌疑。

    在张浩文小说集的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当下这个时代所遵循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强烈不满，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在作品中创造一种“有道德、有良识、有尊严的生活”，要描写“人性的飞升”。这其实就是用文学参与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用自己的作品对他人进行塑形。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张浩文的艺术伦理和精神担当。

    在《长在床上的植物》这本集子里，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浓烈的道德情怀。《白玉灯》中的父亲及黄墚村的所有村民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和赡养一个双目失明的工艺师，即使被人误解也绝不后悔；《长在床上的植物》中的何琴为了唤醒已经成了植物人的男朋友不惜一切，即使搭上自己的身体也在所不惜；《白馍》中的青年老师像警察一样巡回在河岸上，护卫着他的学生，以免他们落水受到伤害；《潜伏》中的卓子和叔叔心地像月光一样纯洁，他们爱护集体财产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五条腿的生活》中的跳娃是个瘸子，他跟一只狗相依为命，当他被迫要置狗以死地的时候，狗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了他，动物的忠诚令人汗颜……

    读这样的作品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能“使我们的青年人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吸取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

    如果我们终归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掌控，我们倒倾向于接受张浩文作品中承载的价值，毕竟忠诚、厚道、纯洁、守义等价值规范是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秉承恪守着的，只是这数十年来日渐式微了，这种被消费主义挤压得几乎无处容身的传统道德，实在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