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奖，算是国际文学界对“美国性”文学的一场迟到的致敬。他所著的《编年史》传递着美国文学精神的经典元素：低谷的奋斗，在路上的梦想，自由平等的发声，当然还有放纵不羁的个人生活。鲍勃·迪伦放下乐器，用诗人的身份为我们写下更深的触动。

    115岁

    的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像个老顽童一样善变——2016年的文学奖桂冠，戴在了现年75岁的美国摇滚民谣音乐人鲍勃·迪伦的头上。

    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文学奖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去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

    为什么是鲍勃·迪伦？这位伟大的摇滚民谣歌手，无疑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很多人都记得鲍勃·迪伦年轻时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他能抱起木吉他唱民谣，也能抱着电吉他玩电摇滚，昨天还是个反战英雄，今天变成了迷幻抒情，明天可能就是乡村大叔。他在不断地形成标签，同时不断地撕碎标签。

    这个曾经叛逆而不合作的民谣歌手，他朴素而自由的诗歌，一直隐匿在音乐的盛名背后。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但世界似乎想从他身上要的更多。

    反叛文化领袖、摇滚贵族、垮掉的一代……他却拒绝所有的标签，最终成为了一个迷人的悖论。当《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将要裹挟他进入公共的激情漩涡之时，他选择转身独自回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远离了喧嚣舞台，独自阅读，研习宗教，探索乡村音乐，重拾对巡演的热爱。

    “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如同在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里吟唱的那样，鲍勃·迪伦依然我行我素地在探索灵魂所归。

    当迪伦24岁时曾被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当时人们期待他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公民紧急自由联盟要为他颁发自由奖章，但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我花了很久才让自己变得年轻，你们不要来绑架我”。不知这一次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他又会说出怎样一番答谢词呢？

    用音乐对抗世界

    音乐和文学是相通的。它们为灵魂提供最坚固的栖所。

    在《编年史》中，鲍勃·迪伦坚守的就是音乐的精神。他是以音乐人的口吻写作的，但心里却充盈着自由诗歌的不羁热情。“动着是有帮助的”，鲍勃·迪伦有精神世界，但并不蜗居在内在的探求中，他对外面世界的动态十分关注。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在诗歌里，来反叛时代的束缚。

    在回忆录第二章《失落之地》中，可以看到鲍勃·迪伦大量叙述音乐题材来源的段落。他要写与众不同的歌，一种高于生活，表达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揭露真相的歌。和“垮掉的一代”相比，他对待社会矛盾要严肃得多。

    废除资本主义的周薪制度，矿工，政治游戏，暴力战争……鲍勃·迪伦仿佛音乐界的巴尔扎克，他住在廉价房间里，用写歌来研究、对抗这个世界。

    不同的人，对世界的反抗姿态是不一样的。垮掉一代的大多数人都选择消极的垮掉来表示不满，他们不赞成这个世界，于是选择退出，吸毒，烂醉，总之不再参与世界。相比之下，鲍勃·迪伦的精神状态要强硬得多，在回忆录中他谈到，他从来没想过迎合电台去写歌，也从来没想过创作那种流行的单曲唱片，他要写自己亲身接触的题材，要将音乐做成一个自由倾诉真理的完整世界。鲍勃·迪伦是世界的积极参与者，他面对荒诞毫不退缩；他的音乐，就是他维持灵魂认知的话语。

    《像一块滚石》里写到了很多人，有和年轻迪伦一样的奋斗者，也有成名已久的音乐手。他们形态各异，每个人都有些癫狂，也各有荒诞的人生经历。但他们每个人都在反抗。

    从罗伯特·艾伦到鲍勃·迪伦

    《编年史》从迪伦的音乐生涯起点开始着笔，但却并不是迪伦的个人回忆录，而是时代的回忆录。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样，鲍勃·迪伦把自己蜷缩成人群中的一个点，通过自己在那个疯狂年代的经历和观察，渲染出时代的精神氛围。这种视角要比传统的历史社会研究细腻得多，因为它是个人的，是独立目光由内而外的记录。除了冰冷的历史外，它拥有更感动的成分——炽烈的热情。

    书里写到的所有人，无论遭遇多么冷落的处境，灵魂都出奇地热烈。尽管有时，他们看上去有些堕落颓废，但这些人堕落的另一侧又坚守着内心的炽热灵魂。这份灵魂，在凯鲁亚克笔下是一个个酗酒开车同时忙着写小说发表诗歌的垮掉青年，在鲍勃·迪伦的编年史里，则是为了怀揣音乐梦想而漂流的迷茫者。

    这个原名叫罗伯特·艾伦的人也是其中一员渺小的迷惘者。他苦思冥想，为自己选择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以一无所有的状态闯入了梦想的音乐世界。

    《编年史》带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股年轻的亲切。书的前两章主要在写鲍勃·迪伦的纽约经历。他毫无保留地将这股热情倾诉出来。那种一无所成的生活状态，毫无经验的生涩，平庸不堪的出身，带着一股青涩而坚定的梦想，从低谷踏上实现自由梦想的历程。能否找到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在路上的旅程。

    自由抒情的“美国性”文学

    虽然鲍勃·迪伦获奖了。但是，这背后却隐藏着整整几代美国作家的辛酸。长期以来，美国性文学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当凯鲁亚克花了三周时间用“自发散文写作法”出版了《在路上》后，大量传统作家只是表达轻蔑和不屑。“这不是写作，而是打字”。威廉·巴勒斯，尼克·卡萨迪，也被视为酗酒吸毒的怪胎。但正是这一代人，树立了一种属于美国的文学，一种狂放不羁，为了自由而无拘无束呐喊的艺术风格。

    最早的自由解放还是从韵律开始的。从诗人惠特曼开始，美国诗歌进入了属于自己的转型。在辞藻方面，美国诗歌也焕然一新。惠特曼在自由混合的词语中发现了狂热的惊喜。这之后，那股被传统诗歌压抑太久的自我彻底爆发出来。

    整个美国文学的发展，便沿着这股诗歌自由精神所开拓的路途一路前行。到了凯鲁亚克、鲍勃·迪伦这里，由美国诗歌开启的自由精神已经成为坚不可摧的灵魂。《编年史》和凯鲁亚克的小说一样，没有严格的情节，典型的人物，但情节是不重要的。与其说《在路上》是小说，《编年史》是回忆录，倒不如说它们是散文化的抒情诗歌。

    而且，在音乐里谈到自由，还有什么能比摇滚乐拥有更自由的表达范围呢？所以，鲍勃·迪伦以这本散文回忆录《编年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欢呼的就不再局限于摇滚和民谣乐迷，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艺术奋斗得到了最终承认。这背后，是那些继承了自由精神的文学歌手的灵魂。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