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无疑是去年的热词，明确传递出了中国经济决策层的思路已从“强刺激”向供给侧改革倾斜的信号。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均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与之相比，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何不同？

    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换个角度看经济：供给侧的风景》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供给侧改革问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

    □本报特派记者 许林

    供给侧改革非改不可

    “供给侧矛盾已变得非常突出。”论坛开始，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就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勒紧裤腰带”增加出口，但目前，国内中高收入人群快速增长，出现了大规模高水平、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而国内供给却无法满足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需要。

    在龙永图看来，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从过去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变为主要追求质量的提高。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是满足老百姓更高的消费需求，让人民享受到更干净的水、更新鲜的空气、更宜居的城市，而不是单纯地提高GDP总量。

    “为什么中国人到国外不停地买买买，在国内市场却没有购买的冲动。”资深媒体人吴伯凡认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其实是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于充足或者说过剩。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原来所倚重的三大动力源：投资、消费、出口已不再能足以担当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这个逆转就是从以前需求侧的驱动到供给侧的驱动；从开放红利的驱动到改革红利的驱动；从比较优势的驱动到逐渐地依赖比较优势，进而需要创造内升化优势，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总的背景。”吴伯凡表示。

    中等收入阶层改变消费习惯

    “过去中国的生产供给侧主要是满足国外的需要，不信请看中国制造在美国和欧洲的受欢迎程度。”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的观点博得了在场嘉宾的会心一笑。

    Robert KOOPMAN表示，中国入世促进了提升技能向全球提供产品，全球的价值链、增值链的破碎化发生了改变，很多外资涌入，让中国位居世界制造业行业占前线，这是供给侧的改变。

    Robert KOOPMAN认为，越来越多外资的投入、内资的投入，以及教育不断的发展、高技能生产力，使得中国很多城市快速发展。中国在寻求更多内在的需求，中国有这样的能力把资源进行转变，制造业从过去满足国外的需求向轻工业以及满足国内的需求进行转变。

    龙永图也认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促使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驱动力。他分析道， 6万元到22万元人均年收入的家庭现在占到城市人口的65%。这些中高收入群体需要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甚至是价格，只要质量好，价格并不在乎的消费升级趋势。这样就使得国内的供给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纷纷到日本、到国外去爆买这些产品，而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这些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这样的话现在强调要在国内的消费需求推动，这样的话供给侧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矛盾也很突出。

    调整需发展转型同步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供给侧调整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当更高附加值产业的不断涌现，如果没有供给侧调整，劳动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就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是转型中国家，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发展和转型是同时进行的。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表示，过去40年来，供给侧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法宝，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供给侧改革，1985年的价格改革，1999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等。

    如果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刺激总需求的经济改革类似于中医的“开胃”，那么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类似于“补肾”，即增加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开发新市场。李稻葵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在过去40年改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从根子上培育市场，搞好企业改革，让市场发挥创造力，让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两只手同时使劲。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