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扩招，平均15%的录取率，基本没有民办高校，让大学毕业证含金量极高。富家子弟可以选择经商，但寒门子弟的理想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80年代的高考就一点也不为过。

    封闭已久的年轻学生，在极强的求知欲和想出去看世界的刺激下，选择考大学。普通考生日夜复习，只为考取理想大学，肢体残疾考生却再三被大学拒收。在1984年以前，由于社会制度还不完善，中国的残疾人想上大学是极其困难的。

    □本报记者吴思敏 任锦雯

    “包分配”吸引寒门子弟

    “毕业包分配，农村户口还能换成时髦的城市户口。”1984年，17岁的王根红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踏进高考考场。他家里世代为农，土地改革后还有一亩薄田，但完全靠天吃饭。因为不愿意儿子再当农民，父母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供他念高中。“虽然当时的学费只有几毛钱，但那够全家人赶两次集了。”

    王根红记得，1983年那年，他在广播里听到教育部提出了“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这一下子激活了他心中想当科学家的梦想，更加废寝忘食地学习。因为家里离学校较远，周末舍不得花钱回家，就选择在学校里闷头学习。最终，被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录取。“农村学生的英语不好，我的英语考得很差，能上大学很幸运了。”

    最终，王根红也没能当上科学家，而是被分配到一所大学里任教。他是幸运的，但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说，上大学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尖子生竞争复读机会

    和今天满大街的复读班不一样，在任霄的眼中，能上复读班的学生绝对拥有一定的实力。恢复高考第一年，任霄成了第一届高中生，1980年，18岁的他和300多万江苏考生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当时的考生就像潮水一般涌进考场”。

    对任霄来说，高考经历至今还很清晰。他回忆，当时他所在的班级集中了全市最好的学生，可最后只有十几个考上大学，这里面还包括了大专。他说，“当时的学习资料不多，老师就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然后通过刻版、油印，发到学生手中，同学们都如获至宝。现在看来，这些学习资料都比较简陋，但是那里面凝结着‘心血’。”

    “当时高考没有现在紧张，因为录取率低，考不上也很正常。”任霄说，“与现在家长顶着烈日陪考不同，当年的考场外很冷清。”成绩出来后，他没有被录取，于是积极向老师争取复读机会，“江苏是高考大省，别说上大学了，连复读机会都十分抢手，一个班只有几个名额。”

    残疾学生被大学拒收

    “我因小儿麻痹后遗症，难以踏进大学校门。”吉家凡回忆，由于肢体残疾造成在录取上的不公平性，他1981年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考上理工类国家重点线，但却始终没被录取。心情失落但又不服输的他又到乐东县黄流中学文科班补习，1982年再次参加高考，并以416高分夺得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科状元。这次，他的数学老师邢诒贞联系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乡，竭尽全力帮吉家凡争取上学机会，终于，他收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专修科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只是专科，但他仍然很兴奋。

    然而，到中大报道后第二天，图书馆学系的两位老师先后找到他，由于他体检不合格，劝他主动回家。事后，中山大学图书馆连珍馆长透露：由于医院的体检结果故意模糊残疾程度，学校担心他毕业后分配不了。经过乐东县招生办极力推荐，当年的海南黎族苗州自治州文化局局长李少芳签字同意他毕业后分配到州图书馆工作，连珍又专门调看了他的试卷后，再次向学校力主录取他，最终才得以录取。

    老师、县招生人员、中大图书馆领导，州文化局局长等人，与吉家凡素不相识，却热心帮助这位偏僻山村的残疾考生，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毕业后，吉家凡并没有到自治州图书馆，而是直接分配到海南大学图书馆。如今，他担任图书馆技术部主任职务，“残疾人同样可以发光发热为社会服务。”

    好在，1983年后，国家修改了一些体检标准，逐步放宽对残疾人上学的限制。1984年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上大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