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伯承

    对邮筒的记忆是从那年母亲去大姐家开始。那年母亲去长春大姐家，父亲就鼓励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给大姐写信。信内容记不清了，只是记得父亲给了我一角钱，到邮局买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仔细贴好，我踮起脚才把信投进邮筒里。此后的日子就是盼着大姐回信，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仍没有大姐的回信，父亲鼓励我再写。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十多天我就有一封信寄出去。母亲在长春住了近一年，也没有收到大姐的回信。后来大姐送母亲回来时才搞明白，我把“义和路1—17号”，写成了“17—1号”，所以大姐一封信也没有收到。

    我在十七八岁时突然迷上了诗歌创作，日里夜里和那些分行的文字较上了劲，以为写出来就能让编辑热血沸腾，能让读者泪奔，急匆匆地装进信封塞到信筒，可大都是泥牛入海。

    随着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诞生，信件传递这种联络方式已渐行渐远，远得几乎快看不到影子了。有人说，今天如果你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会是你这天最惊喜的事情。

    望着仍坚守在街头的邮筒，有时我在想，它终究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