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

    火柴，在我童年时生活的乡下，生火，点烟，放鞭炮，大都是靠这个。

    不过乡下开拖拉机的崔师傅是个阔绰一点的人，我见他在村子里转悠时，用的是比较稀罕的打火机。崔师傅给人点烟，大拇指一按，喀嚓一声，一团绿光跳跃，崔师傅满足地露出满口黄牙。崔师傅在村子里的土公路上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猛跑时，也是露出这样得意的笑容。

    有一天放学路上，崔师傅正开着拖拉机撒野似地狂奔，突然看见来村子里检查农业生产的一个公社干部。崔师傅猛踩刹车，从驾驶台跳下，恭敬地递上烟，掏出打火机点火。公社干部贪婪地吸上一口烟，吐出一口烟圈，眯眼望着烟圈说：“老崔，这个月公社来了一批化肥，我给你搞了2000斤指标。”

    崔师傅驼着腰连声感谢，我见他口水也流出来了，他掉了两颗门牙。见我在一旁慌慌张张打望，公社干部问崔师傅：“这是哪家的娃？”崔师傅答：“这是村子里老李家的娃，在学校作文写得好。”公社干部点点头：“好，好，我认识他爸，县城里的干部。”然后和蔼地蹲下身说，娃啊，你好好读书，长大了也开崔师傅这样的拖拉机，公社给你赞助几百块钱买拖拉机如何。我摇摇头，不识趣地说道：“我不开拖拉机，烟子大，我要开飞机。”公社干部哈哈大笑，娃娃啊，哪儿有那么多飞机开哟，我们全公社，也没一个飞行员。

    我的堂伯，他不抽烟，但衣服口袋里总带着火柴与烟，我常看见，瘦小的堂伯躬着身子给人装烟、点火的情景。堂伯首先舔了舔指头，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有时还把烟喂到人嘴里，然后摸出火柴，先把火柴头放在鼻边嗅了嗅，感觉是在嗅火柴头是不是受潮了，再小心地擦燃，腾出一只手蒙住火光，倾着腰身给人含在嘴里的烟点燃。等堂伯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他便嘿嘿嘿笑着，等候抽烟人的吩咐。

    有一次，堂伯给人点烟时，烟雾呛得他猛烈地咳嗽起来，他蹲下身去，蜷缩成一团儿，双手抱住脑袋压抑住咳嗽声。我堂伯总是那么谦卑的样子，软软耷拉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目光如老驴温驯的眸子。

    我进城工作那年，才19岁，堂伯给我送来一个打火机，郑重地说，侄儿啊，这个用得上，你给人装烟，要是人家没火，你还得给人家点上。我说，伯，我还是要一盒火柴吧。堂伯乐得放声大笑，那是我见过他笑得似乎最痛快的一次，他一直活得战战兢兢，走在村子里的大路上也如在走钢丝。

    堂伯果然去找来一盒火柴送给我，火柴盒上，是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驾驶着拖拉机的图画。

    我保存堂伯送的这盒火柴，差不多也有10年时间吧，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在城市阴雨绵绵的昏沉天气里，在盈盈秋水涨满一条大江时，我想擦亮一根火柴的光，柔柔地温暖一下我的心，抚慰一下风尘滚滚的世俗疲惫日子。但那尘封已久的火柴，早已受潮，无法擦燃了。有一天，我温习了一遍童年在乡下的动作，把火柴一根根取出来，摆放整齐，怔怔地望着，纤细的火柴梗上托着一个火药帽儿，好像一群孤独的小娃娃。然后，我把一根根火柴放入火柴盒子里，掩上盒面，俨然存放着一些岁月里等待再次燃起的光影记忆。

    凝望一根火柴，它确实会给我带来时光胶片上浮出的一些镜头。在乡下老鱼鳞层叠似的青瓦房顶，缕缕炊烟是村子的魂魄。柴火灶前，我的亲人与乡亲们擦燃一根火柴，把柴木“轰”地一声点燃，老树疙瘩燃烧时，喜悦地发出如豪爽之人的朗朗大笑，我奶奶说，那是客人要来的预兆；在乡下老井边的皂角树下，乡人们碰头见面时，相互掏出火柴擦燃给对方点上一支烟，这是现在乡村里快要灭迹的一种礼仪，火光中，映出乡人们老土一样质朴粗糙的脸；村子里一对为土地界限闹矛盾的男人，有次见面，其中一个男人沉默中掏出火柴给另一个还气鼓鼓的男人点燃烟，烟火闪烁中，彼此心里的疙瘩也烟消云散了……

    哪个有心人，从天幕里伸出手来，送我一根从岁月角落里拾起的当年火柴，擦燃，一股木质的沉香吸入肺腑，微光颤抖，那逝去了的温润年代，缓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