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东坡谪琼途经梧州时，听说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刚离开此州，便一路疾追并以诗纪事。途中在他闻知被贬儋州时，所写的第一首诗中便透露了对海南的这个心愿。随后，兄弟俩一别四年相逢藤州，并一起悠行到雷州。从启程地到雷州这一段谪琼之旅，苏东坡的行程有快有慢，期间对弟弟和皇帝的调侃，是他当时心态的直接反映，也展露了他突遭变故处在人生最低谷初期，依然乐天、幽默。其悲喜交加的情状言行，至今仍令世人唏嘘难忘。
■ 本报记者 彭桐 文/图
A 梧州纪事抒“吾乡”之情
“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这一语两金句被苏学专家考证为苏东坡在梧州所作，虽非在海南所作，但寓意深远，足为谪居海南三年的发韧之词，遂与其所属诗作选入《新编东坡海外集》，且作为卷首篇。
据统计，市面上已有长短厚薄不一的《苏东坡传》数百部，其中不少引用该语当作苏东坡居儋时作品。近年来各地所出的一些苏东坡传记类书籍，尤其是网上和微信上所发布的一些有关苏东坡晚年的文章，还把该语误认为是苏东坡离开海南北归时的感慨之词。
殊不知，一生起伏不定、作诗行文也不爱走寻常路的苏东坡，在未踏入海南岛的土地时已对其有了“吾乡”之情。
宋绍圣四年（1097年），在昔日好友、当时政敌和当朝宰相章惇等人精心策划下，朝廷重新“议罪”加重对苏东坡的迫害，一纸诏令将他由生活了近4年的惠州贬向更偏远的海南岛昌化军（儋州）安置。他于当年4月19日携幼子苏过离开惠州刚建成不久的白鹤新居，又与大儿子苏迈率领送至广州的家人们诀别，便以抱死之心赶赴远在海外（时指海南）的琼州。
当时送别的队伍中，唯独没有弟弟苏辙一家。在当年，兄弟俩同为元祐重臣同时被贬，只是苏辙3月就接到“责授化州别驾”的诏命，苏东坡4月17日才得到“责授琼州别驾”的诏命，两人均得令即行。这场由年轻的宋哲宗赵煦亲政后，掀起的打击“旧党”的政治风暴来临前，具有敏感和前瞻意识的苏东坡虽然托人打听过，但消息并不确切，相互间的行踪并不知晓。
东坡从东江顺流而下到广州后，又泛舟西江，迂道鹤山（旧属新会）至开平（今属江门市），按说应继续朝西南行进，离琼州海峡行程较近，却不知他为何转向西北，经新州（今新兴县）、封州（今肇庆市一带）、康州（今德庆县）、郁南（今属广东云浮市）到梧州。有人猜测苏东坡在行路上也喜欢曲线的“艺术之美”，但详情尚需考证。
梧州位于广西东部，与广东相邻，是岭南古都。在宋时，它和海南岛同属广南西路管辖，为州、郡治。梧州不仅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有众多宗教建筑，是佛教、道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之地，而且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在宋代已形成了著名的梧州八景：桂江春泛、云岭晴岚、龙洲砥峙、鹤岗返照、金牛仙渡、鳄池漾月、火山夕焰、冰井泉香。这些对东坡来说，都颇具吸引力。
梧州还素有广西水上门户之称，民间和网络上称苏东坡有赞誉梧州的著名诗句“鸳鸯秀水世无双”，这也几乎成了梧州名片式的广告词。但有专家近年通过查询详细史料考究后认为，此残句是后人托伪苏公之作，是有意为之。苏东坡在贬往海南和北返时两次经过梧州留下足迹和身影，确实也留有诗文，成为梧州宝贵的文化遗产。如《苍梧县志》载：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东坡自注：郁州山自苍梧浮来）
苏东坡5月8日到梧州时已近黄昏，看天色渐黑只好泊舟。第二天早起，本想上岸好好饱览古城景色，却听说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沿着三年前他由定州（今河北定县一带）一贬再贬到惠州所走的路线行进后，于两天前刚经过梧州，此时正赶赴在藤州（今广西藤县）的路上。
于是，苏东坡顾不上其他，立即以诗代柬，派急足送去，要弟在藤州等候，并叫船家开船猛追。苏东坡有感而发，写下他离惠州20天来的第一首诗。
这首含有将海南当故乡之愿的诗作，是其岭海七年当中的名篇之一，题为《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
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
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东坡的这首诗作，感情复杂，内容丰富，涵盖多层意思。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两句，展露出苏东坡一贯的豁达开朗，到哪里都能与哪里相融，贬到何处就把何处当自己的家。这下，对海南还一点不熟悉，甚至闻言是中原人“十去九不还”的“蛮荒之地”，对这遥远的海外已心生恐惧，苏东坡却自认其为故乡，真是个乐天、幽默的老翁了。
B 谪行之初均言之寥寥
在作出这篇诗作前，苏东坡保持着罕见的沉默。从他离开惠州踏上谪行海南之途，至6月11日在徐闻登船渡海，这段至琼州海峡北岸之旅历时一个半月，尽管见到不少奇景异物，沿途却极少写诗作文。
这种情况，与天生爱好诗文，走到哪里口与笔都闲不住的苏东坡本来性情不符。史学家们分析，这与他惨遭不测、心境欠安有关，故暂时失去了吟诗作赋的兴致。
正因为苏东坡几乎没留下什么纪行诗文，他渡海前的这段行程，有关苏轼年表（年谱）、《苏东坡全集》等均言之寥寥，少有篇目可录。尤其是广州至开平再到梧州、梧州到藤州，再到雷州，这一从西北上、又从西南下的特别之旅，更是让后世模糊。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空白之憾，许多为其写传的作家往往一笔带过，直接写他由惠州因何贬到海南，或简略提到在途中与弟惜别后渡海，甚至连重要行程地梧州和藤州都忽略。
但仍有朱玉书等苏学研究者较真，通过对零星史料的收集与考证，理出苏东坡这段岭南之途的行踪轮廓，以及所到之处所留的点滴印迹。
开平位于广东省西南部，而梧州则与广东省西端的封开县接壤，两地山重水隔，相距遥远。苏东坡从开平至梧州，用了10多天。这段路他如何走？现既无诗文作据，地方史料也未记载，但考证者认为，苏东坡取水道前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时值四五月，内河潦涨，逆水行舟艰难，也正是如此，东坡未从广州直接乘船去往西北方向的梧州，而是顺流朝西南走一段，迂道鹤山、开平。因此，苏东坡沿山径小道经新州（今新兴县）、德庆、郁南、封开等地至梧州，可能性较大。
苏东坡从广州到鹤山、新会，再到开平这一段，无疑是走的水路。他至鹤山古劳水乡时，“值潦水暴涨，不能进，止于石螺岗”，泊舟登岸休憩，《鹤山县志》对此有记载。古劳石螺岗，位于西江西侧，距鹤山县城25公里（即今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渡口对岸）。为纪念苏东坡泊留之事，后人在石螺岗石矶上刻写“坡公泊舟处”，这5个隶书字具体何时为何人所刻，虽已难考证确切，但字迹至今依稀可辨。
《新会县志》对苏东坡相关的物事记载更多：“苏轼……再谪儋州安置，道出新会”；“士人……为筑亭以居，后名其亭曰坡亭，乡曰坡山焉。”东坡亭位于鹤山市西江河畔，早已列为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坡亭怀古是鹤山八景之一。不仅乡村之名改为坡山，为纪念苏东坡，当地人还在当时已兴建了卫坡桥。清道光年间屠英主修的《肇庆府志》还载，邑令黄大鹏还勒“苏海”二字于坡山石上，使景上添花。
“天地一间屋，江山万古人”，“响彻铜琶，千古大江东去；吹残铁笛，一声孤雁南飞”，这是东坡亭上的两副楹联，意味绵长，令人不由得想起当初东坡谪琼之旅的孤影。《新会县志》和《鹤山县志》还分别记载元代随父徙居新会的罗蒙正的诗《登圭峰怀苏长公》“坡仙题咏今残剥，词客登临诵未休”、明代陈献章的诗《经新会坡亭》“水绕寒柯雾半笼，游丝轻曳钓船风。三洲览遍题名处，间向坡亭说长公”。
虽然有人说，罗蒙正的诗不足以为证，更多的资料显示结果是苏轼改道来新会游了圭峰山玉台寺仅是传说，但这些史上人物的诗作，均可作为苏东坡自惠州赴海南途中曾迂道鹤山（新会）的佐证。
苏东坡携幼子苏过取道潭江西行，至开平，《开平县志》有记述：当地有苏公渡，“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因苏轼所过而名之”。苏东坡沿途虽少诗文，但民间和史料都在帮着说话。这些提及苏东坡的简短文字，弥足珍贵，它让史籍生辉，也让后人兴奋、欣慰。
在这段苦旅之前，因诗文不断惹祸，亲友曾多次苦劝苏东坡少写诗文，甚至力劝戒诗。
然而，苏东坡作为一个关心国事、关心民间疾苦的文人，总是难以真正放下笔，而且作为一位真性情诗人，他也总是“积习难改”，任性而为。他不仅在任官之地杭州和贬居地黄州、惠州生活期间，仍作了大量诗文，而且在乌台诗案重获自由的出狱当天，就即兴赋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写后他掷笔一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苏东坡每次贬官皆多因文字得罪，每个阶段的美妙生活也是由文字重新开启。奇怪的是，由惠州谪琼之旅的前一个半月，虽无人劝戒，他却几乎不作诗文，为数不多的诗还几乎皆因其弟而写，外人难以知晓他这是深度反省“自觉”搁笔了，还是真的“伤心欲绝”无心而作了。
C 与弟叙旧缓程于途中
思念炽烈，加上以诗代柬，苏东坡为弟弟写下了他从惠州谪琼途中的第一首诗。苏辙得讯，便停歇等候。5月11日，兄弟俩在藤州执手相见。亲情相融，对于苏东坡来说，自是这段灰暗而缄默贬程中的最大亮色，也是最大意外。诚如苏辙在雷州的一首诗中所写“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
要知道，这是兄弟俩自元祐八年（1093年）9月东府一别后，近4年才见。苏东坡在诗中道：“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当面见弟弟确实如在梧州江边向路人打听所得知的样子，尽管胡须已白，但面色红润，气色较好，身体健朗，他心里更是高兴不已，也陡添了不少生活情趣。
当时恰逢路边有一卖汤饼摊点，兄弟俩坐下来一同进食。是粗麦面饼和味道古怪的菜汤，苏辙勉强吃了几口，皱起眉头，长叹一声放下筷子。苏东坡却不以为意，风卷残云，把自己的一份吃完，并调侃了弟弟一句：“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这句笑语被陆游写在《老学庵笔记》中，意思是问其弟：“都这地步了，你还想细嚼慢咽吗？”弟弟会意，二人大笑。
生活的清苦对苏东坡来说，早就不算一回事了。他对待食物，自有一套心得，那就是不管在何种恶劣条件下，总是采取乐观态度，面对粗劣食物，不必慢条斯理地品味，直接囫囵吞下，能裹腹即可。他这不是欺骗自己，而是借由心理作用，对付艰苦生活。“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后来听人传说这个吃汤饼的故事，评说“这是先生‘饮酒但饮湿’的法子”。
这当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的兄弟二人，能在赴贬途中相聚，真是天赐良机。兄弟俩分别要去往的琼州和雷州又是同一方向，因而可结伴同行。一路上，俩人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唱和不断，一如少年时的求学时期，也像是青年时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为迎接制科考试一起攻读，在租住房里的“风雨对床”的约定那样生活。
兄弟均已至花甲之年，各人心里都清楚，见一次便少一次，需要格外珍惜这眼前的美好时光。所以并不像苏东坡到梧州前总是依时而行，也不像由梧州到藤州追弟疾行，而是有意缓行。
从藤州到雷州并不算远，实际上只有六百里地，但是兄弟俩却走了整整25天。兄弟俩“自是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两旬有余”，经容县折南流江向南行进，最后一同抵达广东雷州。为何不到弟弟的贬地雷州再好好叙旧呢？因雷州是大郡，耳目众多，苏东坡不便久留，兄弟俩就只得尽量在途中拖延。为什么要走那么多日子？苏学研究者认为，清人王文诰的判断大体可信：“自5月11日发藤州，至6月5日至雷，无须二十余日”，但因“朝命严迫”，“雷州不可逗留，故缓程于途中”。
相聚欢乐的日子，根本不像是罪臣前往谪地。除了谈笑，当然也有相互精神慰藉。在梧州所写的那首诗是苏东坡心态的直接反映，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彰显了他的智慧与从容，更多的是反映他感悟人生和极重亲情。在诗中，苏东坡就安慰弟弟“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琼雷即琼州和雷州，分别是苏轼和苏辙的贬所，两地隔海相对。苏东坡幽默调侃道，这两个州虽然为大海所相隔，但还可以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呵！这两句表面看似互相安慰之辞，实际上也隐含着对当权者的怨愤。诗中最后把海南当故乡的两句，也带着调侃的意味，但可从中看出，谪行途中的苏东坡已经将海南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
贬谪之地海南当时为流放罪臣之地，苏东坡对此行充满了生死未卜、前途渺茫的孤寂感。可让他感到喜大于忧的是，与其同为贬官的弟弟，也就只隔着一道狭窄的琼州海峡而已。能在赴天涯海角前再见弟弟一面，并且“风雨对床”20多天，就算死在海外，也可瞑目，正所谓“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御史台为何叫乌台？
御史台又叫乌台，这个名称由来已久。
据《汉书·朱博传》记载，汉朝的御史台是一座深宅大院，里面有许多粗可合抱的柏树，引来不计其数的乌鸦栖息、聒噪于树枝间，它们早来晚去，被人称为“朝夕鸟”。
御史的职责是纠察和弹劾百官，御史嘴也像乌鸦嘴一样报忧不报喜，把御史台称作“乌台”，倒也名副其实。
（摘自《人生智者苏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