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恩睿

    在我的老家海南东方，“同年”是结拜姐妹的称谓。“同年”一般是在同一年出生的女性中结拜，年纪大的与年纪大的结拜，年轻的与年轻的结拜，小女孩与小女孩结拜。一般年轻女子结拜“同年”占多数。“同年”的关系往往同亲姐妹一般亲密。

    母亲的“同年”是黎族人，叫吴桂妹，今年76岁，东方市中沙村村民。1968年，她和我母亲结拜“同年”时才23岁，比我母亲小17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老家土地面积较大，较肥沃，就是缺水，粮食生产难于自供自给。于是，村民都到外村耙拾红薯补充粮食。耙拾红薯是在收获过的红薯地里，用耙子耙翻土地寻找遗漏的红薯。耙拾红薯遇上风大时，人便从头到脚“镀”上一层尘土，甚至侵入嘴里，嘴巴一动便发出吱吱咋咋的声音，让人牙齿发酸，口生涩味。

    一次，我母亲和几位同村人挑着空荡的箩筐，扛着耙子，步行十三四公里，来到中沙村红薯地。看见村民在地里忙着收获红薯，便心里暗自欢喜，知道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先到附近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慢慢耙拾，等候正在劳作的村民收工，以便在村民离开后，可以第一时间在刚刚收工的地里捡到红薯。然而，一般村民收过的地里不会留下太多农作物，尽管母亲动作灵巧轻快，耙地翻地，汗水湿透了衣衫，收获还是甚微。

    过了两天，母亲又来到中沙村，这次遇上的是一位女青年和家人在收红薯。她看到我母亲在附近耙拾红薯，汗如雨下，却又收获无几，于是萌发了同情心。在聊过后，得知母亲是从十三四里远的村庄过来的，便邀请母亲到她家帮忙收红薯。

    一向勤劳的母亲当然高兴了，当即就加入了女青年家里收红薯的农活。将要收工时，只见女青年拿过母亲的箩筐，装上红薯，让母亲挑回家。母亲感到惊讶，也不好意思，就来来回回推让了好几次，最后在女青年的执意下，接受了一半红薯。

    告别时，母亲说，路远挑不动，以后有机会再来。听了母亲的话，女青年爽快说，后天还要收获红薯，那就请您再来给我们帮忙。其实说是来帮忙，不如说就是找机会来帮助我这位耙拾遗漏红薯的母亲。

    母亲按约定时间来到红薯地。这一次女青年和我母亲更亲近更熟络了，两人聊着粮食、生产、生活等话题。聊着聊着，就到收工的时候了，女青年拿着我母亲的箩筐，又装上了红薯。母亲十分感激，说还是收一半。但这次女青年怎么都不从，硬是不让把箩筐里的红薯拿出来，并说自家红薯多，吃不完，留下来也会烂掉。

    更让我母亲想不到的是，女青年竟然提出结拜“同年”。母亲惊喜却又犹豫，心想，女子这么年轻，刚结婚不久，还没生育子女，而自己已是四十岁的人。母亲还担心家里缺粮，这种时候结拜“同年”会给人家带来麻烦。女青年似乎看透了母亲的心思，说：“年龄大小不是问题，只要人勤、人好就好！谁家都有困难的时候，困难解决了，生活就会好起来。”

    从那天起，我们家与这位女青年的家就保持了联系。至今两家礼尚往来，相互帮助。

    1971年，老家得到水库灌溉，土肥水润，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种上了水稻，也种上了红薯。几年间，水稻粮食都有了丰收，在原县里，乃至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里都有名气，成了生产名村。粮食生产上来后，村民生活改善了，到邻村耙拾红薯也就成了历史。

    粮食丰收了，母亲也会给“同年”送去大米分享。每次给“同年”送新鲜大米时，“同年”也不让母亲空手而归，或送玉米，或送小西瓜作为回礼。有一年，“同年”家兴建新房子，请来十多名建筑工，大米需求量大。因担心“同年”家吃紧，母亲让父亲拉起牛车将大米送到“同年”家。返回时，“同年”又送了一牛车的柴火，让父亲拉回烧火做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分配到母亲“同年”的家乡当中学教师。当时第一时间就拜访了母亲“同年”一家。母亲的“同年”详细询问我父母的身体情况，叮嘱我周末带父母亲来串门，来聊天，来吃河虾河鱼。他们还打听我刚来的学校是否开食堂，如不方便，就回她们家里吃饭等等。那时，我成为了母亲和“同年”一家的联络员。那些年，我也深深地了解到母亲“同年”的善良、勤劳、有情有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母亲病重，她的“同年”四处为她寻找中草药医生，还带着孩子多次上山采摘草药，并送到家里。母亲离开人世那一天，母亲“同年”一家男女老少到我家里祭拜，按风俗送来了纸马、纸衣、纸锅等，给我母亲敬酒三轮。

    母亲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多年，但两家的往来还是保持着正常联系。有几次，我的朋友到中沙岭采摘草药，事先得知消息的母亲“同年”家人不仅热情接待我的朋友，还安排孩子带路上山，帮助采药。母亲的“同年”说，我的朋友就是家里人。这让我的朋友感激不已。

    我家是汉族，母亲“同年”家是黎族，可我们两家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