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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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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0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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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弃北大读技校”当事人: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8日,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也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这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未来方向。他很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蒙,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改变了吗?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不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到,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要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会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革之策。2019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层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记者舒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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