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桐 文/图

　　编者按：

　　历史不在文人的笔墨下，而由探索者的脚步书写。80年前，德国生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史图博接连两次来海南，徒步穿越海南岛中西部的莽莽丛林，寻访的足迹遍布黎村苗寨，他用一部《海南岛民族志》的皇皇巨著，解密世居海岛的黎族人，向世界揭示这个神秘族群的生活面貌和文化密码，在文化遗产方面为海南和世界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80年过去了，在这个深藏若干文化的秘境，被史图博称作“华南文化史的标本”的神秘海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文明的失落，还是现代化的浴火重生？2月21日至2月23日，由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口南洋骑楼老街文化研究会、中德职业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重走史图博之路”考察团活动，经儋州、昌江、白沙、琼中，踏寻了史图博当年所走具有代表性的站点，体验了一场历史文化之旅。海口晚报记者全程参与这场“苦旅”。

　　本报史记版从本期起推出“史图博之路”系列报道，力争以相关记载、学者研究和探访信息，还原这位德国学者当年留在海南岛上的印迹。

　　本期提示：

　　逐渐远去的心声，更加吸引人们屏息聆听。那部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早已走进博物馆，而在海南开展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和研究的史图博却不知身归何处。然而，岁月的风尘淹没不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黄金，1932年夏末秋初，在经过第一年的尝试，再次来海南的史图博是怎样在海南迂回探秘，他具体到了哪里做了什么，又有哪些奇遇和磨难，这都是岛内外人们渴望了解的。

　　人物简介

　　史图博（1885-1962），1885年6月生于德国，曾任耶拿大学副教授，1924年应邀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任生理学教授、生理学馆主任。1931年和1932年，史图博先后两次深入海南岛黎区开展文化人类学考察，开创了海南文化人类学研究先河。

　　用双脚：中西部画个圈

　　1932年7月8日，史图博从上海出发，途中经汉口、广州稍停数日，于17日抵达海口。19日，他走出海口骑楼老街，乘汽车赴儋州那大，第二天到达汽车公路终点古镇南丰，并由此开始了徒步考察海南黎苗族之旅。他西去东归，到9月4日，返回汉族最初的移民点南丰，9月6日返回那大，9月10日返回海南岛首府海口，结束了这次共历时54天的旅行。

　　史图博在他这次海南岛旅行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头一年到过的一些地方，如某天到达某地，或某几天在何处，还参照英国海军部地图所标数字和使用无液气压计测量，标注所到达的一些山峰、丘陵和村庄的海拔高度。记者看其行程路线图，由南丰为起点终点，是在如今黎苗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山区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整体上又如同一个由海口亮出去的有着长长手柄的透视镜，镜面聚焦点在黎苗山区，在镜面西北和东南，分别延向昌化江源头和三亚市，对称有两个触须般的“俏皮天线”。

　　如今，已无法揣摩和探究史图博当年是有意还是无意，用脚步丈量了一个这样让人充满猜测和联想的路线图。但从其旅行记中，清楚地看到，他前面是“阳光行”，后一周是“雨中行”，留下的是湿漉漉的印迹。到8月末他初次遇到雨量特多的五指山地区的骤雨，9月2日下午越过黎母岭东坡时，到处都下暴雨，“从这天起，开始连续下雨，遇着比较提早到来的秋天的雨季”。此后，正如他所预料，旅行生活更加困难，一路激雨中向北部行进。到南丰时，因雨特大，公路不通，联络中断，他徒步到那大，又因归期紧迫，又徒步到澄迈加烈，才坐上3小时汽车到海口，一路上真正是风雨兼程。

　　用资助：

　　完成黎苗考察

　　“重走史图博之路”学者记者考察团从海口出发，首站探访位于那大老街上的基督教堂。该教堂是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现矗立在闹市中央，格外醒目。

　　海口市社科联主席、海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詹长智博士说，该教堂是美籍丹麦人冶基善作为最早来海南的传教者到那大传教时，由美国长老会出资所建，当年史图博在那大留宿过，经过这里，此处基督教会给他提供了很多方便，在他旅行方面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原著中文翻译、中德职业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红女士对记者说：“他的书中没有教堂的相关照片，但从交流中可得结论，教会对他考察有资助。”

　　除了美国长老会，另一方面给史图博资助的是当时海南的军方，史图博通过德国领事馆，到海口访问了海南岛陆军最高司令官谭启秀将军，对方对他的调查旅行表示欢迎，并给他写了介绍信，史图博在旅行记中称“这封介绍信翌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城镇，史图博有军方和教会的高规格、细致化的“关照”，徒步走进黎族山区时，沿途他也不断得到汉商和黎人的帮助，帮他渡过不少难关和险关。

　　用毅力：战胜艰难险阻

　　史图博有了资助，在被送到南丰古镇后做了很多后期行程的储备，如在南丰雇了一位客家人翻译，这名翻译除了做好主职工作，还兼厨师、佣人、搬运夫。探访黎区一周后，史图博拥有了六个搬运夫组成的旅行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专门搬运资料者。

　　高红介绍说，史图博虽然请有挑夫和翻译，但步行考察中还是面临很多实际困难。首先是没有路，他所要访问和考察的那些村寨都是很偏僻的，有些汉族人几乎从未进入过，基本上都是走小路，有时还要在丛林中开路，加上当时一些山区村寨为防止外来侵略，还有意将村庄隐蔽，对外来者来说常是无路进村。其次是语言不通，当时黎族地区人们只讲黎话，史图博只能根据翻译与之交流和访问，“所以他在书中也说了有些是所谓的真实，因为是通过客家人翻译得到的，他给划了很多问号！”还有是气候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凶险，在攀登五指山主峰遭遇特大暴雨，下山途中众人迷路，在野外于雨中捱过一夜，险些有人丧命。

　　史图博在旅行记中称，很多黎村人不爱说话，对外来陌生人保持警惕，如果他不能取得信任，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研究工作。行程中，他多次遇到邻村间械斗或热衷于狩猎的美孚黎正与附近的侾黎发生战争，无法进村或绕道而行。

　　高红说，史图博一路上遇到过因械斗产生的恐惧，也遇到过已付酬金的向导逃走的尴尬，但从未因各种危险和困境而退却，一路研究人和物，还拍摄了大量风光照，不停赞叹美丽的森林、峡谷与河流，“只是遗憾当时黎人与汉人之间的隔阂，使调查无法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