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蓓容

    在一个晚风骀荡的初夏夜，接到了来自东北老太太的微信：

    看日历，端午节小长假休三天，应该都休息。看你们能否商量把婚礼办了？

    找不到工作、写不完论文、结束不了todolist的我，陡然从十级暴躁变成十级警备，一把拽过他，脸上写着“交给你了”。革命战友叹口气，脸上回答“伸头一刀，缩头一刀”，默默垂头掏出了电话。

    结婚不是儿女的事，而是她的事——任务、负担、责任，也是荣耀。她要把喜宴当做舞台，昭告含辛茹苦三十年的成果，然后成功退休。她又讲理，认为必须女方先办喜酒，才好在男方家里办答谢宴。心情可理解，我们也下不了狠心去拒绝，只能拣不紧要的扯。

    “六月还不太热，我看正好。你们赶紧去做衣服，一个做旗袍，要大红的，或者粉红；一个做西装，银灰或者白的。”

    “正常一点的西装，得要五千块一身。再者大夏天的也穿不上啊。”

    “那旗袍总要穿的。”

    想想自己一身红，大概会变成一只傻大憨粗的剔红两脚柜，我终于下定决心开了口：“也不过两三桌亲戚，我们买一套情侣装就可以。”

    冷水遇着沸油，立刻炸开。“两三桌？怎么只有这么点儿人呐！你爸爸妈妈不是也有些个亲朋好友呐，那个朋友啊什么的，啊……一辈子结一次婚怎么能这么冷清，你妈妈舍得吗……啊……”

    我们都不响。

    很久很久以后，电话那头，忽然传来铿锵有力，几乎发自肺腑的声音——

    “那么，总之，回北边办酒的时候，无论如何，必须尊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