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玉华

    她为什么要在医院做伺候人的活？又不缺吃用，脖子上还圈着一条粗链子。

    听母亲说她曾经是民办教师，女儿当老板，女婿在国外工作过，她不嫌钱多，就嫌时间多。我十分怀疑母亲的耳朵，尽管她一直做出努力倾听的样子。在接下来几次交往中，她，也就是倪大姐有意无意透露过一些，和母亲说的八九不离十。

    生活中有许多事让人匪夷所思，这个算一件，被我遇见了，难免心里犯嘀咕。我还奇怪一个人的时间为什么多得用不掉？也许十年后，我就明白了，时间对于自认为不再创造价值的人意味着什么。

    母亲倒是病得不重，不过八十多岁了身边需要人时时陪护，哥哥想请十楼神经内科的小许，她和母亲熟悉，无奈她太忙，一个人照顾两个植物人，碍于曾经建立起来的情谊，小许就介绍了倪大姐，哥哥和倪大姐还没来得及谋面，就急匆匆赶往外地。

    我第一次看见倪大姐是那天的午后，她倚在床尾，与床头的母亲亲切地聊着什么，我以为母亲在病房又遇到熟人。

    母亲的熟人很多，又喜欢主动搭讪，见我站那儿眨巴眼睛，便怪我没礼貌，不知道招呼人。

    她哪里知道我正暗自琢磨她呢——一件大红色套头衫在容颜惨淡的病人中格外醒目，隆起的胸部下方，再次隆起一朵绿旺旺的荷叶，头发像秋天的大丽菊，眼睛有铜铃那么大，嗓门也大，相比，一边的母亲就显得孱弱而寒酸，如果不是年龄，两人的角色是极容易混淆的。

    之后的几天，我渐渐知道她喜欢游泳，一早一晚都要跳到湖里去过把瘾，我想象不出她一双短腿划水的样子，我见过她在深秋的午后，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卫生间，用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去，隔着一道门，就像我自己浇了一盆凉水一样，激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还喜欢跳舞，晚饭后，病人们聚集在护士站那一块空场子聊天，不知谁手机恰巧播放一段音乐，她便摆开双人舞的架势，踮着脚溜着华尔兹步子。

    她的身材并不适合舞蹈，我是这么认为的，而病人们都十分羡慕她。那些病人普遍心血管不好，大部分又是七八十岁的人，气短胸闷，步履沉重，挂水、吃药、吸氧，每天就这些事。他们羡慕的是精气神，是血液流动的正常节奏，是生活的美好状态。

    一个家境不错的人做什么不好？我依旧有疑问，不过从不主动打听，只要她们两两融洽就好，我这个为公家事、名利事忙碌的女儿也省了一份心。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倪大姐忽然打电话来，说不想干了，跌身份了，说老太太在病友中讲她坏话。我丢下手头的事赶往医院，见场面尴尬，两人面色极不自然，原来倪大姐拎着包“溜号”两次，是去游泳还是跳广场舞？不得而知，另外她的弟弟醉醺醺地跑来，两人在病房嬉闹，给母亲留下不好的印象，母亲在病友中传递着这样的一个讯息：她的弟弟不像是弟弟，不知道是什么人——也不知听到的人该怎么揣摩。

    我前面说过母亲的病不重，经过一周时间的调整，医生认为可以出院了，但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就是不肯出院，或许是人多热闹吧，每天又流转着不同的面孔。和倪大姐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我恰好借着这个机会动员母亲出院，母亲仍然不肯，在我及病友的疏导下，表示对倪大姐再也不计较了，倪大姐一番掂量后，也表示“溜号”不对，以后真有事就请假，云云。

    病房里再现温馨的画面，一个要帮助洗脚，一个坚持自己洗，一个床头靠着，一个床尾倚着，都客气得跟什么似的，都亲得跟什么似的，我惊讶于画风突变。我想，那是一种需要和被需要，也许等我的生命离她们更近一些，大概就能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