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搬迁，家具更新换代多次，但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一直伴随着我。这些东西，是母亲给我的嫁妆。

    在我们老家，父母若是培养女儿读了书，就不再为女儿结婚生子花钱了。我老早就知道这个规矩，结婚也没做丝毫指望。反正先生家里更穷，谁也不会计较谁。我们就打算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块算了。

    母亲知道后流下了眼泪：“哪有读书人这样不顾脸面的！”

    母亲执意给我弹了六床棉絮，置办了四套床上用品。又催促父亲给我打家具，这让父亲很为难。家里新做了房子，根本没有多余的木料啊。

    母亲拉着父亲来到后院，用钉耙刨开棉梗堆，几截粗壮笔直的木头就露了出来。母亲是如何积攒和收藏这些木料的，我不得而知。只记得母亲说，姑娘的嫁妆就是自己的脸面。

    用这些木头，父亲给我做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就是靠这些简易的家具，我度过了结婚后那段最拮据的日子。也在与先生发生口角时，更加理直气壮。

    生了儿子后，娘家抬来一只摇窝、一张凉床、一个条发，这于我已是喜出望外。当晚，先生交给我五百块钱，说是母亲给的：“妈说你的手冬天容易冻，叫我们买个洗衣机。”

    洗衣机不是大张旗鼓抬来的，我就知道母亲给的钱一定是瞒着父亲的。娘家新建了房子，弟弟还在读书，父亲是没有心力管我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五百元对于我们家，可是一笔巨款啊！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从来不管家里的收支。她的钱从哪里来？

    后来知道，这其中的两百元，原是我给母亲治病的。母亲一个秋冬地咳嗽，我给两百元要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她医院的门槛都没进，硬着靠自身的免疫力挺过来了。还有三百元，是她向三个舅舅借的，说是准备在农闲时去给别人“做小工”还钱。

    所谓“做小工”，就是给做房子的人家提灰桶、挑砖、扎钢筋。一整天忙下来，十块钱。我坚决不让母亲干这种又脏又累的苦活，我说：“这三百元由我来还。”

    我开始当班主任、写文章、编资料、参加各种有奖比赛。一年内，我不仅还掉了舅舅的三百元，还攒下了两千元。在儿子周岁的时候，让娘家风风光光地给我抬来了一个熊猫彩电。

    母亲58岁时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此后的几年都是跟我们过的。我竭尽所能对她好，但她总说自己活得没有脸面了，“没靠金墙靠土墙”。后来，弟弟打工一回来，她就跟着回去了。

    母亲一直把成为别人的拖累看成最没有脸面的事情。她常说“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母亲最后用一整瓶草甘膦捍卫了自己的脸面。

    2014年农历4月19日凌晨两点，母亲停止了呼吸，享年65岁。我给她梳头、洗脸，给她穿上缎面夹袄、绣花布鞋，这是我为她维护的人间最后的脸面。